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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人怎样在避疫与亲情中纠结

(2020-02-14 08:42:26)

美国摄影家在清朝宣统年拍摄的中国农村照片  (图源网络)


清人怎样在避疫与亲情中纠结


       乾嘉名士梁章钜在《浪迹续谈•温州旧俗》中,记录了当时温州遭遇疫病时期的情况:“又相传人家父母有偶染时疫死者,全家禁不举哀,入棺后,安置平地,亲属悉避往他处,三日始归。”对此,他给予了强烈谴责:“一为不慈,一为不孝,在僻陋乡愚,无知妄作,其罪已不胜诛,乃竟有诗礼之家,亦复相率效尤,真不可解,此所宜极力劝谕,大声疾呼者也。“
       在传统中国,向以人伦为大道,以亲情为至上,以邻里互相帮扶为美德。千百年来,“问病送丧”的行为是民间普遍现象。现在,人间亲情禁不起瘟病杀伤的考验,怪不得梁章钜拍案而起,大声疾呼。
       其实,在清代疫病流行期间,人们出于避疫的心理,对病者家庭避而远之的现象,当时不少士人也在撰文严加谴责。如象山潘健山在《避疫论》中愤愤写道:“甚矣,习俗之偷非一端也,而其尤者莫过于避疫一事。……近时闾巷之间,偶染时疫,邻里挈家以逃,甚且父子相仳离,兄弟妻子弗顾,或至死亡,往往又子不能见其父,弟不能见其兄,妻不能见其夫,此其残忍刻薄之行,虽禽兽不忍而为,而谓人其忍乎哉?”
       由此可见,当年社会上避疫与亲情之间的冲突何其尖锐。然而,今天来看,梁章钜、潘健山他们的观念是值得国人反思的。
       如果说,防止疫病的隔离措施是强制的行政手段,那么,避疫可以说是一种民间的自发行为。所谓“避疫”,是指疫病发生后,患者的亲朋、乡邻有意避开患者以免自己被传染的一种做法。同时,也指疫病患者死亡后,亲眷乡邻惧怕被腐尸染上疫气而不依丧礼置办丧事,甚至弃死者于不顾的行为。
       毋庸讳言,当年这种不近人情的避疫行为确实存在。在疫病猖獗之时,为了避免被传染,“虽亲友不敢问吊”、邻里举家外逃乃至尸体无人收敛的例子也不少。据同治年《霍邱县志》卷十六记载:乾隆五十一年(1786)夏,霍邱大疫,“民死十之六,甚至有阖家尽毙,无人收敛者”。光绪年《慈禧县志》卷三十一《列传八》记载:道咸时,慈溪有“邻人夫妇贫而病疫,亲戚走避”的情况。民国《剡源乡志》卷二十四《大事记•祥异》记载:光绪“十三年丁亥七月大疫,至九月至,死者甚众……亲戚不通音问”。民国《茌平县志》卷十一载:“光绪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地震,秋多痧症,医药不及,死者无数,城市尤甚,人畏传染不敢庆吊。”光绪三十三年(1907),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特尼河地方,蒙族牧民莎音额等数人,因剥食旱獭被传染,死亡5~6人,邻居逃迁一空。又据光绪年间《台东州采访册•风俗》记载,台湾台东土著“遇疫流行,则阖社尽迁于他处”。
       然而,事实证明,对疫病不进行逃避,将会发生多么危险的后果!
       据《清史稿》记载,江苏宜兴人贾锡成,其父贾映乾“遘疫卒”,“锡成痛甚,伏柩侧喃喃若共父语,梦中或欢笑,寤则大恸”,后终因染上疫病,在其父死亡五日后而卒。据光绪年间《昆新两县续修合志》卷五十一《祥异》记载:道光元年、二年(1821、1822),江苏昆新“夏秋大疫,民多骤死,乡村尤甚……问疾送殓,传染无已,甚有全家俱毙者”。光绪十三年(1887),宁夏盐池县平阳沟和大洋沟发生鼠疫,平阳沟共四户人家,一户罗姓染疫死亡,另三户远逃外地,未被感染。但邻村大洋沟的阴阳先生和罗姓亲友探视,结果大洋沟50~70户人家只有2人存活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的牧人在那金保拉嘎河地方,因捕捉病獭被感染。其余邻居赶快迁徙别处,故除传染了少数邻居外,遂未扩散蔓延。


(左上)清末大水灾后江苏等地灾民集结照片(右上)光绪年汉口协和医院照片
(左下)宣统年东北治疗疑似肺鼠疫患者医院(右下)清末广东泉州惠世医院前病人合影


       自然,这也和当时不少地区的养病习惯有关。比如,病人居住之所窗户紧闭,而且燃点香烛,使室内空气秽浊,就可能加重病人的病情并波及旁人。清代俞根《重订通俗伤寒论》记载:清末的绍兴病家习惯,“凡病时疫,最怕鬼祟,但夜间红烛高烧,即日中于病室床内,亦必以多燃灯火为阳光。而满屋皆待病之人,骈肩并足,交头接耳,七口八嘴,汗露交流,岂知人气最热,灯火最毒,浊气多而清气少,即使无病者久居此室,亦必头目昏晕,胸膈气闷,况在感时疫之人乎!口鼻之所吸,肺胃之所浸淫,往往轻者重,重者即死,皆此等恶习惯阶之厉也”。至于当时丧葬旧俗,更是“易生疾病,害莫大焉”。在传统孝义思想的影响和丧葬礼仪的习惯力量的作用下,对瘟疫病人探疾送丧的行为是广泛存在的,这显然有利于疫病的传染。
       对此“问病送丧”旧俗,清代著名瘟病学家熊立品先生在其所著《治疫全书》中呼吁:“温疫盛行,递相传染之际……毋近病人床榻,染其移污;毋凭死者尸棺,触其臭恶;毋食病家时莱;毋拾死人衣服。”尽管这种避疫的做法为正统道德的捍卫者们所不齿,但就对付疫病传播所起到的实际效果而言,这无疑是避免死亡和防止疫情扩散的唯一抉择。
       当然,发生在清代老百姓为避疫以致不顾亲情的情况,是与清朝自上而下的卫生防疫体系迟迟不能建立起来有关。所以,一旦疫病发生和流行,则主要靠地方官府设立临时性的药局延医治疗,或者由民间医者自愿施药救急,其救治效力自然非常有限。疫情地区的病人在无法可施的情况下,要么寄望于古老的“建醮祈禳”以驱避邪气,要么干脆坐以待毙而亲朋邻里弃之而去。
       趋吉避凶是人的天性,在传统中国,逃避作为民间对付瘟疫最本能的手段,虽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,却是避免死亡的最好办法。人们在同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长期调适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中,必然存在着相当多非常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内容,清代人的生活习俗中无疑也有不少对避免和抑制瘟疫有利的因素。这些避疫的做法,甚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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